《中国新歌声》音乐片段是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向集体组织缴费可为免责事由?

时间:2021-10-25 20:00来源:http://lelmas.com 作者:精品国产自拍 点击:

[]笔者将从《中国新歌》音乐片段的著作权纠纷入手,探讨司法实践中视听作品与视频产品的区分标准,以及经营者是否可以向集体组织缴纳费用为由主张免责。

第一部分

案例介绍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长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翔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

长翔公司利用灿星音乐综艺节目《中国新歌》中的歌曲片段在未获得版权人灿星公司许可并支付报酬前进行展示,被灿星公司起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指控其侵犯灿星公司版权。长翔公司因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决,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第二部分

争议焦点

本案的焦点可以概括如下:

1.涉案视听节目属于电子作品还是视频产品?

2.经营者能否以已向集体管理组织缴费为由主张豁免?

第三部分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

1.涉及的视听节目均为原创,属于作品。案件涉及的《中国新歌》第二季是基于分镜头和蒙太奇剪辑手法,多部门合作录制,原创。所涉及的视听节目都是从其片段中挑选出来的,这些片段是节目中相对独立的部分,具有原创性的内容,能够以有形的形式再现和表达。内容包括歌手演唱、现场灯光与音乐配合、乐队演奏等。,并将上述因素整合为一个整体完整的表达,体现了导演的个性化特征,符合著作权法要求的作品的原创要求,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2.长翔公司以已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许可费为由主张无侵权故意,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长翔公司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学会支付了许可费,但灿星公司明确表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未授权该协会进行管理。因此,未经灿星公司批准,长翔公司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许可费的行为不能视为获得灿星公司的许可,更不要考虑长翔公司已向灿星公司支付报酬。

第4部分

延伸和思考。

近年来,电子作品与视频产品的区分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点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电子作品的权利人享有完全的著作权,而视频产品的权利人只享有传播人的邻接权(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而不享有展示权。在类似纠纷中,是否享有展示权是权利人是否有权主张权利保护、是否获得赔偿的主要权利依据。《著作权法》修订后,“视听作品”取代了以前关于电影作品和以类似电影制作方式创作的作品的规定,从而“电子作品”退出了《著作权法》的历史舞台。但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并未详细规定视听作品的内涵,视听作品与视频产品的关系仍难以解决。

至于两者的区分,音乐电视作品中的学术和实践焦点主要集中在视听作品和视频产品的区分标准上,即“原创性标准”。

在我国的二分法模式中,视听作品与视频产品的区分标准是作品的独创性。原创是指作者的独立创作,体现了作者的智力创造和选择判断。目前,我国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原创性的量化标准,导致法官在界定作品时存在困难。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是否有独创性标准”和“是否有独创性标准”。

例如,在央视国际与暴风影音纠纷案(见(2014)朝民(智)子楚第40334号)中,二审法院认为,电影作品的构图必须是原创的,这与选材、拍摄材料、画面的选择和编排三个因素有关。世界杯直播的素材是比赛,直播团队对于素材空的选择不多。直播导演虽然有直播画面空的选择和安排,但必须与实际比赛保持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个性化选择。因此,其缺乏原创性应该属于视频产品。再审驳回上述意见,认为为了向现场观众传达事件直播的现场感受,使用了大量镜头技巧、剪辑手法和蒙太奇手法,体现了创作者在镜头切换、拍摄角度、对象选择、剪辑编排等方面的个性选择,具有作品意义上的独创性。再审判决虽然最终维持了二审判决,但在“独创性标准”的判断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审法院以“独创性水平”为判断标准。二审法院以“原创与否”为裁判标准。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新浪诉凤凰案。com的转播权纠纷案(见(2015)粤质发朱民子楚第16号),二审法院直接提出,电影作品与视频产品应当从独创性层面进行区分。体育赛事直播形成的连续画面虽然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但还没有达到电影作品的原创水平,因此被视为视频产品。另一方面,再审法院认为划分电影作品和视频产品的标准应当是原创性,而不是原创性,故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为电影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音乐综艺节目的演唱者是否单独演唱部分片段,不同的法院也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剪辑的内容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乐队表演等。,并将上述歌手表演、图片、音乐等因素融为一体,完整表达,体现了导演的个性化特点,符合著作权法要求的作品独创性要求。涉及的作品是视听作品。但在(2020)金民钟第235号案中,法院认为,单个片段不能完全反映制作人的创作意图,反映了制作人的创造性劳动,因此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是视频产品。两地法院对于作品片段是否属于视听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独创性标准的理解不一致。在本案中,法院认为,灯光、音乐和图片以及镜头剪辑的结合足以体现作品的独创性,这是以较低的独创性标准来衡量的。也可以说,只要作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就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述因素不足以体现独创性,而事实上是以更高的独创性标准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依据。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不同法院对“独创性标准”的理解不同,对于两种标准的选择仍没有最终定论。似乎再审法院倾向于以“原创与否”作为判决标准。

但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以“独创性”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似乎更符合逻辑,更适合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虽然原创性没有统一的标准,容易陷入逻辑困境,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将所有能够产生图像效果的录音制品归类为电影作品进行保护,但作品原创性的标准在著作权邻接权制度的国家还是比较高的,我国著作权法制度下所讨论的“有无”原创性应该理解为仅仅是对程度的描述,以原创性的“高或低”来界定。

严格区分原创性,有利于将一些选编简单的产品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减少“同类电视节目统一”的现象,更合理地界定赔偿金额,防止那些投机取巧者为了获得“作品”的标签,只对原创性极低的产品要求法律版权保护,从而获得不公平的高额赔偿。

为了区分原创作品的水平,有学者((第二次文献综述))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导演或制片人的个性程度及其在作品中的高贡献率;(2)剧情构思和手法不要太简单;(3)投资金额相当。既要考虑精神特质的输出,又要重视物质输入的对等。此外,这三个方面处于动态系统平衡之中。如果作品的个性化程度高到令人震撼的作品出现,其他两个因素的程度可以相对较低,但不应低于一般水平;或者当输入元素的级别很高时,对个性化的要求可以相对较低。但这种低或高是相对的,这三个要素是检验视听作品原创性标准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可以为实践中视频产品与视听作品的区分提供一定的依据,但具体的区分标准还有赖于学术和司法领域的不断探索和实践。

那么,当权利人的作品被擅自使用并主张侵权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诉讼策略呢?经营者是否可以向集体组织缴纳费用为由要求豁免?

1.根据本文的叙述可以看出,不同的法院在判断涉案作品是否构成视听作品或视频产品时,标准不同,那么权利人应如何举证,帮助法院认定其作品为视听作品呢?

首先要证明我们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原创性,可以从选材、素材拍摄、屏幕选择与排列、镜头切换、拍摄角度等方面讨论导演或制片人贡献了高度的个性化。剧情和手法都不太简单;材料投入不低于一般水平。如果这一点不被认可,可以主张自己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将“原创与否”标准判断的案件提交法院参考。

2.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像协会)是我国唯一的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但仍有不少音像作品的拥有者没有授权给音像协会,或者只是将部分作品授权给音像协会,导致用户不知道哪些作品属于音像协会的管理范围,哪些不属于。特别是对于ktv运营商来说,点播音乐库里有大量的歌曲,有些歌曲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一核对的任务太重了。虽然作为经营者,他有一定的义务审查自己音乐库里的歌曲是否经过授权,但考虑到实际层面的操作难度,他应该对向音乐收藏协会交费后使用未经授权歌曲的行为给予一定的理解,至少在主观层面上他没有侵权的意思,他也应该降低赔偿标准。

本案中,法院虽然没有采纳有利于经营者的这一观点,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是个案。前者的主观恶意对于向音乐协会付费后使用作品的经营者和不考虑作品权利人利益而直接使用作品的经营者而言,明显较低。法院应确认这一事实,并在法律上予以保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都对此做出了回应。这里有三种情况:

(1)(2021)陕01知初367号案,法院认为,殷尚伟秀与音乐收藏协会签订合同并缴纳许可费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告殷尚伟秀主观上有利用他人著作权进行依法合法经营的愿望,其主观恶意较低。根据法定赔偿原则,认定被告殷尚伟秀自行决定赔偿原告云菱传媒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435元;

(2)(2020)金民钟第776号案,法院认为,KTV经营者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费用,履行了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注意义务,没有主观侵权故意,决定按照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计算被告的赔偿责任;

(3)(2021)苏民中集324号案,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转让的作品不包括涉案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可以通过音乐协会官网查询涉案作品不在音乐协会管理的作品范围内。此时被告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无需赔偿。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经营者向音乐协会支付的款项虽然不能成为必然的免责事由,但在认定侵权时,可以作为法官考虑被告的侵权情节和主观恶意而减少赔偿金额甚至避免赔偿的依据。这种做法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小权利人的营利诉讼,倡导远超许可费标准的赔偿。保障经营者降低经营成本,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已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利益,为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和KTV经营者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对于一些尚未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小权利人来说,即使胜诉后赔偿金额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也很可能面临举证困难,这是对双方诉讼资源、金钱和时间的极大浪费。

解决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就是越来越多的权利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通过统一管理降低各方成本,获得自身的权利利益,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

注释:1.刘鹏、李馨怡,《论视听作品的定义与权利归属——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为视角》[J].《南都学坛》,2021,第41版2.夏朝羡,《《民法典》视阈下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逻辑进路——围绕近年来司法判决独创性标准展开》[J],《法治论坛》,2021年,第一期3.高文艺,《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利及其保护》,[J],《国际贸易》,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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